「醫師，可以打一針讓我走嗎？」安寧療護醫：癌友更需要的是尊嚴
癌症病人常見「失志現象」
心理學家以及統計數據向來告訴我們，末期疾病的族群並非自殺的高危險群，即使我們把「久病厭世」這個詞喊得琅琅上口。自殺傾向源自於生物、心理、社會，以及環境因素彼此複雜的交互作用。研究都指出兩件事：
第一，絕大多數的自殺個案皆有可以被診斷出來的精神疾病；第二，精神疾病患者有較高的機率，出現自傷和自殺行為。而這些精神疾病依照常見的排序為憂鬱症、人格疾患（有容易衝動、攻擊性和經常情緒變化傾向的反社會及邊緣性人格）、酗酒等物質濫用、思覺失調症等。
而在我10餘年的安寧照護職涯中，也驗證了這件事。
那些需要心理與靈性關懷介入的病人們，少有自殺意念與自殺企圖。但他們又常口口聲聲喊「醫師，可不可以打一針，讓我走了呀？」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這其實是一種名為「失志」（demoralization）的現象，常見於癌症或重症病人，是一種存在的痛苦，以及失去生命的意義之現象。
自20世紀後葉起，癌症病人的存在議題成為臨床照護的新重點。1967年，Engel GL先提出了Giving up-given up complex（即將失去和已經失去複和體）的觀念，表示一種混合著挫折感、無力應對處理及無望感的心理狀態。
隨後，Frank J在1968及1974年提出報告，認為失志的產生是因長期面對一個無法解決的壓力，因此產生了無能感、孤立感及絕望感。此一現象會深刻影響一個人的自尊，使人覺得失去生活的意義及重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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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可避免的身心摧殘
他們期待，如果明天的太陽不要升起，那有多好⋯⋯這些病人不會像憂鬱症一樣，失去生活的動機與感受生活美好的能力。一口冰淇淋、一次孫兒的探望，都會點燃他們活著的眷戀。
但是，往往就在下一秒，生理無窮無盡的疼痛，只能繼續燃燒積蓄而無法成為家裡經濟貢獻的噤聲感，或是得裸身，讓人處理傷口或排泄物的失去尊嚴感，就會讓他們期待：如果明天的太陽不要升起，那有多好。
在這樣的靈性受難中，應對的處方是對苦難的重新詮釋。讓生命中既存的美好與痛苦，不至於把自己切割得四分五裂，而是可以統整回生命之中，成為死亡來臨前夕，最後一次轉化的機會。自殺通常不是我的病人的選項，哪怕身心在死亡映照下無從躲藏，但他們通常並非討厭自己，或是覺得一生毫無可取之處。
他們是因為那避無可避的無解疾病帶來的身心摧殘，已無從復原。經歷過與疾病的對戰之後，依然無法將之驅離自己的身體與生命，於是只好選擇讓生命與之俱盡，才得以消解痛苦，或是冀望來生，再重獲一副健全的身心。
這與自殺者痛恨自己，認為自己不該被降生於世，覺得自己毫無用處的看法，是全然不同的。
但偶爾，這兩者還是會相遇。所以即使幾乎一隻手掌數得出來，我也遇過只要有任何的線狀物就想要拿來纏繞脖子的病人，以致最後連讓她聽廣播節目的音響，也只能從床頭撤走之類意志堅定的企圖自殺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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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久病厭世」是真的嗎？
「久病厭世」這句話是真的嗎？如果已經離死亡非常靠近的病人想要自殺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與處理呢？根據實證數據，癌症病人在剛被診斷的前2年自殺風險最高。第一年的標準化死亡比相較於一般人，可能高達3～5倍。分析其原因，可能與情緒上無法調適或經濟壓力有關。
相較於久病，或是得知罹患重大傷病，因為長年的疾病造成的身體失能，連帶影響日常生活或是尊嚴與意義感，這樣的情形，更容易讓人失去生存的欲望與意志。
而自殺原因與生理及心理因素，無法完全分開。誘發自殺意念的心理因素，常常與憂鬱密切相關。因此，並非得知死之將至，讓人喪志。實際的統計數據與分析告訴我們，長期未有效控制的疼痛，未能有復健或是賦能介入的失去價值感，才更讓人喪志。
接納臨終病人訴說對於死亡（等同於是解脫）的渴望，是自然而健康的，有助於他們尋得有力的倚靠與理解，並找到存在的意義與目的。能夠在他人面前坦然地抒發情感與想法，更有助於陪伴者清楚瞭解病人所受的真實的苦，並給予相對應的解方、照護與同在感。
不必擔心無法應對尷尬的場面，只要願意坐下聆聽，並且感謝對方的信任而願意和盤托出這些想法，不給予貿然，或是狹隘價值觀的評價，就必能使對方感受到支持，同時對方也會有餘裕，省思自己這般想法的原因。
（本文摘自／生命的最後一刻，都活得像自己：安寧照護的真義／寶瓶文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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