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迎接生命到爭取死亡！婦產醫推「安樂死公投」：死亡是自己的權利
2023年江盛被納入時代力量不分區立委名單，最後仍功虧一簣，但他不死心。做為迎接新生命的產科醫師，他在臨床上看遍雖然懷孕卻沒有喜悅的孕婦，因為各種因素選擇墮胎，從生命的起源到最後的終點，讓他開始省思，一個人有沒有掌握自己死亡的權力？
以下為採訪整理摘要：
Q：安樂死的定義是什麼？
A：在學理上，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定義。從已經合法化的國家來看，就是醫師協助病人死亡，不過也不只是醫師，在加拿大，護理人員也可以協助。
簡而言之，安樂死是在合乎法律的規範下，由適當的醫護人員來執行。全世界目前有超過15個國家都准許安樂死，荷蘭早在2002年通過，是最早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，美國也已經有十多個州通過。
Q：為何要爭取安樂死立法？
A：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，即self-determination act，美國在1990年通過，台灣卻遲至2016年才完成立法，2019年實施，顯見在法律的進展上，台灣從來都不是領先世界的國家。
安寧緩和條例是保障末期病患有拒絕維生醫療的權力，最大的問題在於將法律名稱定為「安寧緩和」，而不是如美國般用的是「自然死法案」，兩者有何差別？當然是天差地別，若是自然死，權力是在病人的手中，安寧緩和卻是告訴我們的社會，以及現在和未來的幾代醫師，死亡一定要經過安寧這一道門檻。
病人自主權利法，則是透過填寫預立醫療決定書，當你失去意識，沒有決定能力時，在五款臨床條件下才能依照之前的意願尋求善終。
而安樂死是主動求死，當一個人罹患有不可忍受的疾病，也沒有治癒的可能，即使已經得到適當照顧，一定要在這種悲慘的狀況下，繼續生活下去嗎？死亡難道不是病人自己的權力、不是病人的自由嗎？
Q：為何會走向爭取安樂死的路？
Α：當年我們去馬偕婦產科報到時，前輩會問為什麼要走婦產科？標準答案都是說，喜歡產房這種熱鬧喜悅的氣氛，而不是加護病房內比較暗沉的氣氛，這當然是刻板印象。不過做了30多年的醫師後，再回頭看會發現懷孕不見得符合孕婦的最大利益。
可能懷孕不是自己本身所願，如遭受性侵害，或是和對方的關係改變，也有人自己本身有嚴重疾病等等，而想要終止妊娠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墮胎」。在台灣，恐怕每四個懷孕者中就有一個以墮胎結束，我們必須去處理這些困難的工作。
我們常常在診間，要聽孕婦和家屬說明為何不能夠繼續懷孕下去，充滿淚水和憂傷，拒絕病人的請求很容易，但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作為醫生就會去想，要如何幫她解決問題。
長久以往，當然會去思考，假如在生命開始的那一端，我們必須要做這樣的事情，那在生命的終極這一端的人，為何反而沒有這樣的權力？
另一方面，我在送走生病的父母親後，也開始想到自己。現在的社會都是核心家庭，家庭的規模很小，只有1、2人且不見得會留在台灣，這是都市化、全球化必須面對的問題，我自己也即將面臨65歲，當然會開始思考，也覺得安樂死應該像保險一樣，有，但不見得會用到。
Q：安樂死合法國家，目前成效如何？
A：以最早合法化的荷蘭而言，剛開始實施時大概佔總死亡人口將近5%，實施20年以後的現在，大概是5%多一點。加拿大卑詩省較高，大約有7%到8%左右，可能是因為加拿大辯論了很久，直到2016年才通過，累積了許多案例，將來如果是以整個加拿大來平均，也許會慢慢往下降。
但以更長期來說，美國奧勒岡州早在1990年代即通過所謂Physician Assisted Death，醫師協助死亡法案，統計後發現所有透過法案有意尋死的人，僅有約三分之一的人拿了藥會吞下去，更多的人是將藥放在家裡，如果真的太痛苦了才會吃。
由此看來，人其實仍和疾病維持某種程度的對抗，這就跟戰爭一樣，不是所有戰爭都能打贏，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打輸。
從其他國家的經驗，安樂死覆蓋大約死亡人口的2～4%，所以即使通過也不至於有推波助瀾的作用。安樂死合法就是一種保險，給人更多的選擇，不要到了真的要用時卻沒得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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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文獲銀天下授權轉載，原文為：從迎接新生命到推動安樂死，婦產科醫師江盛：死亡，是醫生或病人的權力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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