給病人許未來的希望！女兒捐肝救母親⋯麻醉科醫選擇「不告知風險」
肝臟移植的背後辛酸
年前罹患肝癌，手術後復發住院，因無法再次手術，唯一存活的方法是準備接受肝臟移植，在這個器官捐贈貧乏的年代，要等待一例屍肝簡直比投胎轉世還難，患者決定做活體肝臟移植，捐贈者是患者的女兒，年約40歲。
手術前，我照例到病房做麻醉前訪視，當我一踏進病房時，患者坐在床緣，兒孫滿堂，圍繞在膝前，一看就是那種向心力很強的家庭。我稍微跟他們聊了聊，很快便離開了，其實大部分的時候，我只是跟他們打一聲招呼，我也不知道要跟病人說什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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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體肝臟移植是一極度複雜的過程，首先我們要將捐贈者肝臟的一部分取下來，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，取太多了，因殘存的肝臟細胞太少，所以捐贈者會因為肝功能受損，肝衰竭死亡。
但是對受贈者而言，因移植的肝細胞較多會有較高的存活率；取少一點對捐贈者而言，比較安全，但對受贈者，因肝細胞太少，無法負擔患者本身的代謝，則是一種威脅，有可能會因此產生small graft syndrome，導致受贈者死亡，這中間的拿捏挑戰著所有的醫療團隊。
而根據統計，活體肝臟移植的捐贈者，死亡率約在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中間，這其實是一個很高的數據，因為捐贈者大多是健康的成年人，尤其是你若知道一位健康的成年人來接受麻醉的風險是以「10萬」當分母時，百分之一是一個嚇死人的高的數據，我不知道要怎麼跟病人解釋說你這麼做簡直是搏命。
我看著患者的女兒，她有丈夫、有孩子、有屬於自己的家庭，我不明白她哪來的勇氣，為什麼她要犧牲自己的家庭，冒著丈夫失去太太、孩子失去媽媽的風險，接受這樣的手術。我又想，為什麼捐贈者不是病患的兒子，而是女兒，是單純配對不成功嗎？還是兒子又是另一個家庭的支柱，需要工作養活另一個家，「產值」比較高，重要到不能失去，所以犧牲的總是女兒。
我們曾經遇過一位父親，末期肝病變住院，有3個兒子，唯一救父親的方法是肝臟移植，當我們選定配對的人選時，這位兒子的太太跪在我們的面前，求我們不要再提肝臟移植的事情，她沒有辦法冒失去丈夫的風險，最終這些家屬眼睜睜的看著父親逐漸肝昏迷，然後全身出血，最後死亡。
假若你知道你有機會救活自己的親人，你卻沒有去做，之後你又該如何過活，這是一種沉重的道德壓力。這位女兒是不是也是千夫所指，礙於壓力，不得不捐，其實真正內心並不甘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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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一個未來的希望
頓時我腦海裡閃過無數念頭⋯⋯但當我望著她時，她閃爍著一種勇氣與堅毅的眼神，好像是在說不管怎樣，只要有一個機會可以救活我的母親，我非得搏搏看不可。
我又看了看這位老婦人，看起來和藹開朗健康，完全料想不到，腹部裡有一顆腫瘤正在蠶食她的生命，我不知道要怎麼跟她說：「明天的手術，是一個極大的手術，手術都有風險，首先我們要將你舊有的肝臟取下，取下後在新的肝臟種上去之前，全身的代謝廢物代謝不掉，嚴重的酸中毒，離子不平衡等等，都有可能讓死在手術台上⋯⋯接下來的幾個小時，可能是你們家人彼此相處的最後時刻，要好好把握，該交代的事要交代好」等等諸如此類的話。
我想起我的學弟，他說他術前訪視都非常仔細，會將風險及有可能的併發症說得非常清楚，因為醫療糾紛裡，有一條是「醫師未詳盡告知病人風險」。我之前也跟他一樣，但是常常解釋完，看到病患臉上那種充滿不安的神情，實在於心不忍，甚至有發生過病人在聽完後就拂袖而去，不接受手術了。
我並不明白要怎樣才能詳盡的告知病人手術的風險，同時又能讓病人感到安心，這簡直是一件令人為難而互相衝突的事。有些事，或許還是永遠不要知道的好，尤其是在這樣的氣氛下，他們一家正很愉快的在床邊聊天，我怎樣也說不出你有可能會在手術過程中死亡這種話，最終我決定將這一切吞下去，只簡單的說我會盡一切力量照顧她們，我選擇了冒讓自己在未來的訴訟中有可能會輸的風險。
我緩慢的離開醫院，腳步沉重的抬不起來，窗外的夕陽正耀眼著，耳畔好像都還聽到他們一家和樂的笑語聲，我並不知道這麼做到底對不對，醫學倫理裡，患者有知的權力，而我又常常違反這些教條式的原則——就讓我的心不安吧！假若這些可以換取他們保持這最後一個晚上的快樂，就讓咱們許給病人一個未來的希望。
（本文摘自／麻醉科醫師的憂鬱：因緣……俱足【增訂版】／晨星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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